《歷史建構與文學闡釋（節選）》高三議論文閱讀題及答案
“歷史”一詞的建構實際上包含著四個層次：一是真實的歷史，二是記錄的歷史，三是傳播的歷史，四是接受的歷史。
“真實的歷史”是指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和已經逝去的歷史人物。“真實的歷史”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唯一性，二是不可重復性。
“記錄的歷史”是歷史學家根據當事人與旁觀者的口述、回憶、文字記錄下來的歷史，比如《史記》。當事人與旁觀者的口述和回憶可靠嗎？當事人的口述一般來說是可信的，但是，當事人的口述與回憶有時也會存在問題。比如記憶本身的多寡、誤記、有意掩蓋和無意選擇等；而且，當事人只是歷史事件的部分經歷者，任何當事人都不可能知道歷史的全貌，不可能了解歷史事件的全過程。至于歷史事件發生的獨特背景、原因，更難為每一位當事人所知曉。這樣，當事人的口述和“真實的歷史”之間已經有了誤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當事人回憶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差別會更大。旁觀者呢？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嗎？有時候恰恰是當事者清旁觀者迷。因為當事者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事件的全過程。旁觀者只憑自己的見聞了解歷史事件，而獲得見聞的五官常常會欺騙我們。并非所有眼見都是真實，并非所有耳聞都是真實。
史學家書寫“記錄的歷史”，必然要對自己依據的文獻進行選擇，沒有選擇的歷史記錄是不存在的。這不僅因為歷史事件的本身太復雜、太龐雜，歷史文獻太復雜、太龐雜，沒有選擇就無法記寫，更由于史學家書寫歷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種種制約，這種制約包括政治傾向、價值判斷、邏輯鑒別、文藝修養、心理傾向、個人好惡等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史學家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記載的詳略和褒貶。
我們從《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看到的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馬遷“記錄的歷史”。“記錄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之間已經有了差距，至于這個差距有多大，我們已經無從考評了。有時候，“記錄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竟然會截然相反。就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重點記錄了司馬相如的辭賦，對司馬相如與縣令王吉算計卓文君、卓王孫一事進行了回護，只是在個別敘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實的歷史”的部分原貌。我們只有細心閱讀文本，才能發現琴挑文君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一場周密計劃和安排的事件。
“傳播的歷史”更為復雜。它存在兩個極端：一是神話，二是丑化。神話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娛樂偶像、學術偶像等。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戲劇、小說演繹著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愛情故事，說明此類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觀眾和讀者的熱烈追捧。但是，這些演繹都刪掉了司馬相如和王吉算計卓文君、卓王孫的相關情節，使得相如“琴挑”文君從“歷史”演變成一個美麗的愛情神話。神話也是一種對歷史解讀的方法，不過它是一種極端的解讀。
為什么這些遠離了歷史真實的故事能夠如此受到追捧？因為現實需要偶像�，F實并不完美，現實本身具有太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彌補了現實的不足。比如說現實中的愛情與婚姻存在著太多的不足，因此人們特別需要有愛情與婚姻的偶像。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作為一對藝術偶像滿足了廣大百姓對理想愛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盡管這種理想只是一種神話，但是這種神話的本身也是一種現實的訴求。
歷史文獻往往具有多義性。歷史文獻本身的多義性也為傳播歷史帶來了神話與丑化的現實可能。特別是“文君夜奔”的多義性更加豐富：第一，濃烈的自由愛情與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貧富論婚姻；第三，才子與佳人的完美結合；第四，女兒的慧眼與父親婚戀觀的沖突等等。事件本身的多義性為“解讀的歷史”帶來了兩種傾向：批判琴挑和神話琴挑。
丑化和神話一樣是對“記錄的歷史”的另類解讀。出于某種現實訴求，傳播的歷史也會出現神話的反面——丑化。
從“歷史”一詞建構的四層意義來看，“接受的歷史”是“歷史”一詞的終極意義。歷代百姓從《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了解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讀者是通過小說、戲劇知道了這個美麗的愛情“神話”。所以，經過數百年的沿習，今天我們如果講出《史記》中記錄的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會被許許多多的讀者和觀眾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顛覆。
（有刪節）
4．下列與“記錄的歷史”有關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3分）（ ）
A．“記錄的歷史”在“歷史”的建構中處于第二層次，與“真實的歷史”最接近。
